
文/ 张文军
1949 年,王震的部队经过甘肃临洮的时候,发布招兵公告,我爸当时是甘肃临洮的一名学生,就参加了解放军,跟着王震的部队进了新疆。
他是四十五团的战士,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走到和田的,我爸上过学,有文化,能写对联、写文章,那时写字是用毛笔的。
谁也没想到这个握笔杆子的学生娃,能跟着四十五团的战士们,用双脚丈量过塔克拉玛干的死亡之海。
进军和田的路走了整整十八天。我爸常给我说,沙漠里行军时,脚上的布鞋磨穿了三双,最后只能裹着破布走。白天渴了就喝皮囊里的苦水,晚上挤在沙窝子里睡觉,醒来满脸沙土。
横穿沙漠走到和田那天,首长拍着他的肩膀笑:“这书生,骨头比胡杨还硬。”
扎根和田后,我爸成了连队的“文化人”。那会儿 团场条件差,统计和会计工作全靠手算笔写,他的账本永远记得比谁都整齐,数字像站军姿似的端正。
展开剩余80%1958年大食堂那会儿,日子渐渐紧巴起来。有天我爸打饭时,看着手里比往日小一圈的馍馍,随口跟身边人说了句“这馍馍怎么越来越小了”。没成想这话像颗石子投进了深潭,没过多久他就被调离了会计岗,成了 “右派”。
后来我爸重回连队会计岗,可磨难并没结束。那会儿连队发工资,职工大多不识字,领钱时就在工资册上按红手印。
当时,有个人说没有领到这个工资,就举报我父亲贪污。我父亲因此挨整。实际上工资是按月按时发放的,如果没发,肯定会去找,但当时单位上的人不听他解释。
我爸的一生非常坎坷,说心里话,有些事说起来真得很难受。
我爸的脚指甲是我从小就帮他剪的。他年轻时是团里的篮球健将,跑起来像阵风,可一次比赛被人踩了脚趾,后来就得了灰指甲,指甲厚得像老树皮。
普通指甲钳根本剪不动,每次都得用裁缝剪刀慢慢削,削下来的指甲片卷成筒,能在桌上立起来。
有回我问我爸疼不疼,他说:“当年在沙漠里走断脚筋都没哼过,这点疼算啥?”可我分明看见他攥着桌腿的手,指节都白了。
1980 年,我爸彻底平反,把他所谓的右派和贪污犯的帽子统统都摘掉了,还重新给他安排工作,把他调到团部附近的机修连当出纳。
那些日子我爸很开心,精神状态非常好。每天早出晚归,账本记得比年轻时更仔细,连小数点都标得工工整整。
有阵子我爸在食堂帮忙,半夜才回来,身上带着面香和油烟味,说食堂的馍馍又大起来了,比当年的暄腾。
60 岁时,我爸在出纳的岗位上离休。
我爸的经历虽然很坎坷,但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。他性格很内向,在家里很少说话,沉默寡言,但他的心态非常好。离休后我爸最爱去机关俱乐部打打麻将,打打扑克牌。
我爸牌技不咋地,输了也不恼,总说“输赢是小事,热闹最金贵”。
我爸从1949 年进疆后再也没回过甘肃老家,再也没见过自己的母亲。我奶奶是七十年代去世的,当时都没有回去见一面。
我奶奶去世后,他对着甘肃的方向磕了三个头,一夜没合眼。
1991年2月15号,我正在外地上学,突然接到姐姐的电报,上面就八个字:“父病危,速归,电联。”
那时候没有手机,我跑到邮电局排队预约长途电话,等了整整一天才打通。电话里姐姐哭着说我爸快不行了,让我务必赶在大年三十前回家。
我找遍办事处的熟人,才弄到一张去和田的机票——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,看着窗外的云,心里像揣着块烧红的铁,满脑子都是 我爸慈祥的模样。
到家时是年三十的清晨,我爸躺在病床上,脸色蜡黄,见我回来,嘴唇动了动。
我赶紧握住他的手,他盯着我看了半天,突然开口,声音轻得像耳语:“儿子,你一定要入党。”
这是我爸说的最后一句话,七天后,他就永远闭上了眼睛。那年他65岁。
我爸走后,我在他的抽屉里翻到一个铁盒子,里面啥也没有,只有几本磨破的账本、那支狼毫毛笔,还有一张泛黄的平反通知书。
他的奖章早就丢在搬家中了,可那些工整的字迹、账本上的红手印,比任何奖章都耀眼。
1994年我在团机关入党那天,特意带着那支毛笔去了和田飞机场公墓,把志愿书的复印件烧给他,风卷着纸灰飘向远方,像他当年写的对联,在天上也站得笔直。
如今每年清明,我都会带着剪指甲的剪刀去看他。风穿过公墓的白杨树,沙沙作响,像他当年磨墨的声音。
我总想起他说过的话:“人这一辈子,就像写对联,起笔要正,收笔要稳,哪怕纸皱了,字也不能歪。”
他的一生,就像塔克拉玛干的胡杨,熬过了风沙,扛过了严寒,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土地上,也把做人的道理,刻进了我的骨头里。
【后记】
这段关于父亲的回忆,仿佛在岁月的尘埃里拾起了一串珍贵的钥匙——它打开的不仅是一个普通老兵的人生故事,更是一代人“扎根边疆、默默奉献”的精神密码。
那些藏在毛笔尖、指甲缝、账本里的细节,如同沙漠里的胡杨,看似平凡却有着撼人心魄的力量。最动人的是苦难中的坚守与温柔。
父亲因一句实话遭逢坎坷,因无端指控蒙冤受屈,却从未怨天尤人。这是最真实的人性图景——不是不疼,而是把疼藏在心底;不是不苦,而是把苦酿成了前行的力量。
那支始终没丢的狼毫毛笔,既是他的脸面,更是他的骨气;那些记了一辈子的账本,既是工作的凭证,更是做人的信条。更珍贵的是传承中的精神接力。
父亲临终前“一定要入党”的嘱托,不是简单的愿望,而是把对信仰的坚守、对这片土地的热爱,郑重交给了下一代。
当“我”带着毛笔去公墓告慰 父亲,当那些记账的规矩、做人的道理融入血脉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传承,更是一种精神的生生不息。
父亲没留下耀眼的奖章,却用一生诠释了“正直”二字;没说过惊天动地的话,却用行动回答了“怎样做人、怎样做事”。 在这个追求速成与功利的时代, 这篇故事像一面镜子,照见了最本真的价值。
这篇文章让我们明白:伟大从不在聚光灯下,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;风骨从不在豪言壮语中,而在逆境中挺直的腰杆里。父亲的故事虽然平凡,但值得被永远铭记。
发布于:新疆维吾尔自治区